15岁患癌浙江男孩想捐遗体 留下了清澈的双眼

可以认为，如果有办法不造成法利先生死亡而同样挽救那五人的生命，她一定会那样做，符合条件②。

这一见解存在不小的疑问。刘明祥、张天虹主编：《故意与错误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行为人如果稍加注意，就能够认识到违法性，但行为人却疏于认识，藐视法律的存在，就是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也值得加以非难。例如，有判例指出：杨某对其与中轻公司行为的违法性存在认识错误，不影响其犯罪故意的认定，亦不阻却其责任。于是，行为人在没有遭受来自事实认识方面干扰的情况下，直接来到了究竟是选择我行我素还是恪守法令的十字路口，他距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已近在咫尺，故法律也就有理由认为他已经处在较强反对动机的包围之下，有义务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更为谨慎的审核。如果行为人发现自己并不是因为做了值得谴责的事情才受到制裁，那么他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刑罚就不可能心悦诚服，其内心的抵触态度必然会极大地妨碍其再社会化。这就说明，对法益侵害事实的认识无法确保行为人必然能够担当故意罪的责任非难。

(二)违法性认识中的认识 现代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尽管语言是思维最主要、最有效的依托，但却不是其唯一的载体，现实当中存在着非语言形式的思维。其二，因为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同而最终无法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例如，目前已经投入使用或即将投入使用的庭审书记员助手、判决书生成系统、同案不同判监测系统、危险驾驶罪判决系统、刑事案件智能辅助系统等，这些系统的投入使用，势必对审判队伍的素质要求特别是辅助人员的构成产生较大影响。

我们对于机器人发展空间的认知源于人类对于人脑的运行模式尚知之甚少，关于意识和情感、直觉和语言、艺术和美、伦理和价值、爱和信仰在人脑中是如何产生、表达和相互作用的，我们知道得很少，更别说训练机器。法官也有公开自己心证的义务，使得当事人有机会针对法官的心证展开诉讼，减少或消除来自法官的诉讼突袭造成的司法不公。作为人类法官的得力助手，在司法事务处理方面，可以给人类法官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援、便利和多种判决参考。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观点值得我们警醒：人工智能的成功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

【摘要】 智能机器人在司法领域大有可为，将给司法实践带来关系重构、队伍重组、流程再造等重要变革，对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提出严峻的挑战。(5)依据排名顺序提供多个解决方案和最优解决方案。

机器人法官的智能来源于人工，正所谓人工智能，也就是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如学习、思考、推理、判断等。在这一背景下，审判队伍的重组成为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可是司法的本质决定了诸如此类的思辨和整合化作业不仅无法排除，甚至还有必要在社会日益复杂化、动态化以及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有所加强。其四，程序正义仍然是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方法，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基于目的正义的必要调整也是不可缺少的。

于是，一个好的庭审取决于当事人、律师、法官，甚至社会其他成员(如证人、旁听人员)之间的成功合作{7}。机器人可以根据比赛规则和现有棋谱，几秒钟内模拟千万次的对打，从中找到最优策略。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因为情感微妙而重要的存在，算法智能既不能完全解决语言智能的问题，更不能完全解决想象智能的问题。机器人同行的参与对审判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会提出新的要求等。

正是这类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很多时候直接决定着法官的领悟能力、洞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至少在可以看得到的将来，算法不能设计人类的态度，技术也无法制造人类的情感，人类在复杂世界中千差万别的情感无法准确地进入机器人的决策系统，将机器人从过往案例中习得的情意表象用于当下的审判未必合适，因为这样的情感只能是生物人与生物人之间的事，没有人类情感的公正司法是不存在的。

长期且大量依赖机器人法官断案，人类的法治思维、立法机制、法治能力会不断退化。2016年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引入机器人辅助判案系统，并形象地将该系统称为阿尔法法官。

电脑量刑固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主观任意性，但同时也会排除诸如自然法、人权保障、‘有耻且格、预防为主之类的思辨性要素，还倾向于排除对各种不同利益进行权衡、考量等的政策性调整机制。许霆案最终认定的犯罪金额是17.5万元，终审判决有期刑期5年。如果智能机器人成为独立审案的法官，相对固化的程序和算法面对复杂多变的庭审现场，无疑会大量产生和强化这类诉讼突袭。(二)队伍重组 就目前而言，可以让智能系统参与的事务性工作，可能不少于法院全部工作量的50%。本案被告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已经构成盗窃罪，却与之前类似的许霆案判决大不相同。我们原本希望机器人法官比人类法官更公正，更有效率，铁面无私辨忠奸，可能的结果却是，我们得恳求机器人法官给人类一个公正的判决。

我们应该积极运用机器人法官辅助建立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但也要警惕过分依赖冷数据和机器智能造成新的司法不公。例如，2016年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经济开发区的辱母杀人案，当地一审法院条分缕析的判决引发了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更早几年，IBM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简称IBM)就推出了名为高级案件管理(Advanced Case Management)的司法辅助系统。

尽管有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未能保障目的正义的现象存在，要求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准确而创造性地执行法律的原则仍然必须坚持。同时，被告人取了钱带回老家，除了给弟弟一些钱，剩下的也一直不敢乱花，这说明他对社会管理秩序还是心存畏惧，被抓获之后，被告人随即全部退清所有款项，我们觉得，这孩子仍心存良知。

获得什么样的数据将决定机器人能学到什么。问题的意义在于，这类影响对法官把握事实背后的本质有益还是有害？对司法公正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广东省惠阳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在于德水利用ATM机故障诈骗9万元案的判决书中认为，被告存在明显的非法占有的故意，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不仅取决于普遍意义，还取决于特定场合。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回忆一件事情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事实重现的过程，也是对事实进行心理重构的过程。

以下三个方面尤其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才能使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落到实处： (一)关系重构 为防止冤假错案、保障司法公正，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9}用法律内容训练出来的机器人法官很难超越有质量的法律人，因此，无法将自由裁量权交给机器人。

鉴于不同类别案件的审理程序和智能系统的功能差异较大，应当根据案件特征和智能系统的功能实现情况，对审判流程进行合法的重组。于是，我们还得回到法律适用方法的经典争论上来，即逻辑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更为重要？法官面对的现实是，大量的案件必须依靠逻辑理性，同时也少不了实践理性，疑难案件尤其如此。

司法审判可以让机器人法官在小概率的大错案和大概率的小错案之间抉择吗？可能在原告和被告不出席的情况下模拟他们千万次的对打吗？也就是说，刑事案件的470个罪名，民事案件的467个二级案由，机器人法官得分门别类地进行千万次的学习演练，每一项新的法规或司法解释出台后，都需要大量的案例提供给机器人法官再学习，否则，机器人法官可能反复地提醒系统错误请重新开机。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心人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邹越(1985)，男，江西高安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生。{5}目前各法院引进的机器人法官或许有较强大的人工智能，但仍然只是法官的辅助工具，不是审判席上有知情意行的主体。有朝一日可能出现机器人法官和机器人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场面。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欧洲出现的法律人工智能库WELBE和LRS至今，人们一直在努力，试图让电脑逐步地代替人脑。人类的环境养大的机器人，不仅会有人类的优势，还会有人类的劣势，不仅会有人类的高尚，还会有人类的低下。

归纳推理将大量面对不完全归纳，结论往往超出前提所断定的范围。所以，在记忆、搜索、运算确定的和重复的事务处理等方面，智能机器人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

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即便有那么一天，由于生物进化的漫长和众多客观条件的限制，电脑的智力超越人脑，人类官司的最后裁决权也不能完全交给机器人法官。这个开放性既是留给社会的，又是留给法官的。